地下室的空气是凝固的，沉甸甸地压在皮肤上，像一块浸透了水的棉絮。 我已经记不清在这里待了多久。头顶那盏二十五瓦的灯泡永远是亮着的，昏黄的光线把整个房间照得惨淡又模糊，连影子都拖沓得不成形状。墙壁是水泥的，摸上去永远冰凉潮湿，指甲划过会留下一道浅白色的痕迹，然后很快又被潮气吞没。墙角堆着十几个同样规格的黑色垃圾袋，每一个都鼓鼓囊囊，系口处扎得严严实实。我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我不去看它们。 我也不能去看。 每天早上，那个女人会准时出现在楼梯顶端那扇铁门的后面。铁门底部有一个巴掌大的方形开口，她把托盘从那个口子里推下来。托盘上永远是一碗白粥、一小碟咸菜，偶尔会有一杯水，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。她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开门的声音、脚步声、铁质器皿碰撞的声响、关门、落锁，然后是脚步声远去的过程——从沉重到轻飘，最后被头顶楼上某个房间的木门“砰”一声截断。这些声音构成了我一天的时间刻度，除此之外，整个地下室几乎没有别的声音。 我试着喊过。 第一周我每天都在喊，嗓子哑了就用手指去抠铁门的缝隙，指甲劈了，指节渗出血来我都不停。我报自己的名字，报身份证号，报我母亲的名字和她所在的城市。没有人回应我。脚步声依然每天两次准时出现，把食物推进来，然后把前一天的空碗收走。 后来我不喊了。 我开始观察。地下室的角落有一个排水口，拳头大小的空洞，里面漆黑幽深。每次下雨的时候，排水口会发出低沉的嗡鸣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底深处喘息。我趴在地上把脸贴过去，闻到一股铁锈和石灰混在一起的味道，不臭，但让人觉得骨头里发冷。 大概是第三十多天的晚上，我醒了，或者我以为我醒了。那盏灯还亮着，光线和往常一样昏黄。我转头的时候，看见墙角的垃圾袋中间坐着一个人。 那个人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灰色体恤和深蓝色棉质长裤，留着一模一样长短的头发，脸模糊在暗影里，看不清楚五官。但他坐的姿势让我后背一下子就绷紧了——那种蜷缩的、把头埋在膝盖中间的姿态，和我在头几天里的样子分毫不差。 我说不出话。 他就那么坐在垃圾袋中间，一动不动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概很久，也可能只是一瞬间，因为那种状态下的时间没法用正常的方式计算。后来他站了起来，慢慢走到墙角，把那些黑色垃圾袋一个一个重新码好，动作很轻，很耐心，像是做过无数次一样。 “嘿。” 我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，干涩得几乎不像自己的声音。 他停了一下，转过来。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 我认得那张脸。那张脸上有我右眉骨上那道八岁摔跤留下的疤，有我下颌线上那两颗对称的痣，有我笑起来时候的弧度，有我不笑时候的眼角的方向。 那张脸是我的。 他看着我，表情平静得像一池死水，然后伸出食指，竖在嘴唇前面，做了一个“嘘”的动作。 “别喊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从那个排水口底下冒出来的，“你喊了那么久，有用吗？” 我浑身开始发抖，从指尖一直抖到肩胛骨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那张脸——我自己的脸——就那样站在离我不到三米的地方，用我的声带说出那句我用了三四十天才学会的结论。 “你是谁？”我问。 他没有回答。只是转过身，朝那扇铁门走过去。可他没有开门——铁门明明是锁着的——他就那么直直地穿过去了，像穿过一层雾气一样简单。 我猛地扑向铁门，疯狂地摇撼那个巴掌大的开口。我的手指再次被铁皮的边缘割破，可我感觉不到疼。我把脸贴在那个开口上朝外面喊，喊到我肺里最后一丝空气变成一声嘶哑的喘息。 楼梯上没有回应。 头顶的灯闪了闪，发出轻微的电流声。我慢慢滑坐到地上，听见自己的呼吸渐渐平静下来。然后我低头，在灯光下看见一件东西。 就在我手边的地面上，一件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穿的灰色T恤，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方块，搁在地面上。 我认得那件T恤。我穿过它，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穿着它。 可是第二天那个女人就把它拿走换掉了。 我再也没有见过它。 它现在就在我面前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像从来没有人穿过一样。 地下室静极了。 我听见铁门上方传来脚步声，然后是熟悉的咔嗒声，方形开口被打开，一碗白粥被推了进来。我没有动。过了很久，托盘竟然没有收走。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了，然后一个声音传进来，和底下那个人一模一样的语调，一样的音色： “别看了。那件衣服你穿过，但你穿的时候已经太久了。” 铁门哐当一声关上。 脚步声远去。 我听见排水口深处传来低沉的嗡鸣声，像是什么东西在笑。！